南昌将工作人员上班网购炒股等庸、懒、散行为与单位编制管理挂钩，不仅本人要受处罚，还要倒查处室领导、分管领导和单位“一把手”责任，甚至核减单位编制。截至目前，南昌已对该市公安交管局、安义县教体局、南昌县统计局等21个单位核减了编制。张黄镇驻企干部杨支援了解到企业需求后，首先到山东理工职业学院，积极协调帮助企业在学院驻点招聘，经过选拔，十余名自动化控制等专业的学生顺利通过面试，加入公司；杨支援还与县人社局“县城直聘”小程序合作，广泛发布招聘信息，拓宽招聘渠道；充分环球app下载安装地址入口登录春节假期务工人员返乡有利时机，加大对返乡人员的招聘宣传力度。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凤林道长，副会长黄信阳道长、孟至岭道长，北京白云观管委会主任李信军道长等参加法会。孟至岭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同根同祖，惊闻台湾南部发生地震，造成同胞遇难、受灾，大陆道教界非常悲痛、焦急。两岸道教界同宗同源，交流频繁，中国道教协会在第一时间通过台湾道教界同仁向灾区同胞表达慰问，并于12日举行法会，为遇难台胞超度，为生者祈福。推动我国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
如果你是互联网创客，海南会不会吸引到你？答案似乎不大乐观。当然，环球app下载安装地址入口登录并不意味着甘于落后，最近一段时间，海南省推出了多项优惠政策试图加大对创客的吸引力度。那么，海南的互联网创业环境怎么样？创客们面临的困难有哪些？记者走访了多位创客和创业园区，一探究竟。 1990年就来海南创业的陈明发，如今已经是拍拍看网络公司董事长。作为最早一拨“闯海人”，他见证了海南创业浪潮的几番潮起潮落。 不过，最近找厂房的事难住了陈明发。公司业务扩张后，陈明发想找一个1000平方米的标准工业厂房，但由于海南没有配套齐全的工业园区，找了三四家都租不到。 “勉强找到了一家，但贵得离谱。东莞、广州等地配套齐全的厂房租金只要12元/平方米，海口却要28元/平方米。在海南生产，原材料拉进来，产品拉出去，成本一下子翻了几倍。”最后，在地方领导的帮助下，陈明发才找到一个300平方米厂房和一个200平方米厂房，但两个厂房还不在一个园区。“像我这样得到领导重视的企业都找不到，更何况别人呢？” 一些创客告诉记者，公司如果拿到新的投资，就打算将技术、运营推广等核心部门搬离海南，因为实在招不到人。互联网是依靠人才支撑的产业，但高端人才匮乏严重制约着海南互联网产业的发展。 此外，一定程度上的行业垄断也制约了创客公司的发展。“比如，我了解到，北京宽带租赁费只要20万元/年，而在海南，有的却要80万元/年，由于高昂的宽带租赁费，一些公司不得不将服务器搬到北京。海南市场小，很难形成充分竞争，反正就几个客户，爱用不用。”一位创客说。 而除了基础条件薄弱，在采访过程中，创客们普遍反映，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等问题在海南尤为突出。 据统计，2014年海南省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从2010年的10%左右提升至25%，但这一比重仍远远落后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岛找投资，成了海南创客们的必修课。一位靠个人积蓄创业的创客提出，省里明明就有海发控等企业做投融资基金，海南本地企业却很少拿到这些投资。 已创办互联网企业4年的古秋（化名）说，在向地方官员提出一些海南发展“互联网+”的建议时，经常会被对方问道：“岛外有无先例？能否参照岛外的模式？” “海南是经济特区，又是国家战略的国际旅游岛，很多方面允许先行先试，地方官员应当摒弃‘看岛外’的思维惯性。”古秋认为，“互联网+”首先要改变思维方式，然后才是设备设施的改进。目前，海南的互联网政策法规明显落后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地方政府急需提质增效，否则好政策落不了地。 “以申请ICP（网络内容服务商）备案为例，很多省市以ICP牌照增长为荣，海南的通信管理部门却设卡，一张牌照半年都办不下来。去年企业年检，我跑了两趟都没办成，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最后塞给办事人员600元钱才办成。”古秋说。 海口市江东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管理方、海南青创投资管理公司总经理郭红星感到纳闷的是，在简政放权的当下，入驻孵化园的企业在工商登记时须提供证明材料之多，远超他的想象，就连园区所在辖区的村委会也要出具一份证明。在注册海口市江东电子商务产业园的管理公司时，他想用“创客村”来命名却被告知“不能使用，因为名字的感觉像一个村子，与创业园不符”。“在海口注册不了的，在澄迈就能注册，同省各市县的政策都不一样。”郭红星说。 3个月前，海南美合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陈功辉参加了省里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座谈会，省长刘赐贵对发展“互联网+”的恳切和对互联网企业成长的关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感慨过后，陈功辉一句话道出了创客们的疑问：“其他人好像不大着急。”对此，陈功辉感觉有点怪怪的。 “海南要做互联网大省，靠引进大公司不现实，以现有的条件，引进难、坚持下来更难。应当扶持中小企业，以他们的壮大带动全省的互联网产业。”陈明发说。 酷秀网创始人王海峰建议，落实人才保障机制，解决引进人才的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后顾之忧，以缓解海南的人才荒。 “政府大力倡导‘互联网+’，激发了很多创业者的热情。江东电子商务产业园现在一半以上的创业者都是在海南读书留下来的。缓解互联网人才荒首先要想办法把这些人留下来。”郭红星建议，海南的园区规划要分类分级，创新孵化类的园区一定要放在海南大学、海南师范等几所高校附近，产业园区则可以放在离市区远一点的地方。 郭红星建议，政府可积极支持一些民营互联网产业园区的发展。“相比政府主导的产业园区，民营企业运营的园区机制上更灵活，支持创业项目的资金不需要层层审批。互联网的商机稍纵即逝，一些项目等政府审批完后，机遇可能也丧失了”。（记者 黄晓慧）
大红门市场往哪儿搬，到底谁说了算？5月8日，北京丰台区商务委与河北白沟新城管委会签署战略合作意向书。8天之后，大红门地区八大主力市场，却签约河北永清国际服装城。 但政府很淡定：搭的就是“多方推荐”的台，让商家唱好“货比三家”的戏；即便市场不随之起舞，也不搞“说一不二”的一纸令下，要多搞“七上八下”的协调沟通。 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大挪移是“当头炮”，“大红门”们则是风向标。从“你有我有全都有”到“你好我好大家好”，重塑三地产业链条，舍与得、减与增、调与转的每一次抉择，都是政府与市场和谐共舞能力的大考验。 北京愈发理性：克服“舍不得”，坚决把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产业疏解出去，为可持续发展腾出更多的资源和空间。 《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2014年版）》日前发布，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类计，超过1/3的产业全市禁限，建材、造纸、纺织等一般制造业，区域性专业市场，赫然在列。 污染企业，就地连根拔掉，上半年停产退出213家；今年安排工矿仓储用地仅为上年的一半……不再光想着自个儿去吸引、集聚产业，北京反“磁力”做“减法”，毫不含糊。 研发、营销放在北京，新上生产线“外嫁”河北黄骅——北汽看中的是黄骅优质的港口资源和周边的产业配套。眼下，企业“大脑”留在北京，“肢体”伸向津冀的全产业链布局，初露端倪。 “企业往哪去，自己最明白。”北京的干部说，腾笼换鸟重构产业，政府要“成人之美”，只设路标不设路障，让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 滨海新区核心区的海河北岸，昔日小渔村于家堡，正在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金融区。起步区明年运营，但早已聚集了华夏人寿、中国金融租赁公司等一批机构。 200公里之外，就是中国金融的地标——北京金融街。金融中心的争与不争，就这样摆在京津双城面前。 “我们有一个实事求是的定位：打造京津第二金融街。”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管委会主任郑伟铭头脑冷静：不与北京争存量金融，打造国内领先的产业金融中心和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在北京决策，在天津设后台、服务，既沾光北京靠近金融总部的优势，又享受天津的先行先试政策与市场优势，成为许多企业的自发选择。 河北愈发坚定：“纵使伤筋动骨也要脱胎换骨！”河北痛下决心，压减当家产业过剩产能，自觉与“两高一低”的落后产业决裂、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发展的增长方式决裂。 盯着存量“淘宝”，难解“近渴”：北京工业增加值去年3500多个亿，全部转移又能解决多大问题？着眼增量，无中生有，创新提质，发展空间无限。 “可以站在风的肩膀上，但必须有一双鹰的翅膀！”立足优势找短板，围绕承接练内功，河北少了“要资源、要政策”的心态，多了“要改革、要创新”的思维。 要筑巢引凤，财政却捉襟见肘，河北缺钱也有缺钱的办法：正在打造的承接平台——白洋淀科技城，起步之初就采取“管委会+混合所有制公司”的全新运营模式，挖掘民资破解“钱从哪里来”难题。 既要跳出一亩三分地，又要种好一亩三分地；既要市场决定，又要政府善为……京津冀演绎的，既是产业重构的一次大变局，又是机制创新的一次大试验。 （记者 牛一兵 禹伟良 汪晓东 颜珂 靳博）
